从高投资、低效率组合向中等投资、更高效率组合过渡，这需要诸多条件的支持，降低投资增速是必要条件之一。
总之，经济现象就是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那些利用我们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来误导我们去尊重经济现象的人是错误的，甚至有时是别有用心的。经济现象是经济规律自然支配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经济规律，但绝对不能过分尊重经济现象。
自然现象中的洪水肆虐与社会现象中的经济危机都是现象，并非规律，我们没必要尊重表面的现象。社会学界总有那么一批人，将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误导成对自然现象的尊重，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主义，这是世界反智主义大潮中最具误导性的一种。真正需要做的，是发现背后的规律，来改善这些现象。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根本就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的治体制本身也是一种博傻，大家其实都知道经济存在隐患，但只要保证隐患不在自己任内爆发即可，自己下台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西方世界经常出现经济危机，跟其政治体制有问题。经济越是存在风险，越是存在泡沫时，往往越容易出现畸形繁荣，而这些繁荣正是政客们所需要的。对于国企央企高管的薪酬究竟应该怎么定？定多少合适？多少算过高收入？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毕竟国企央企的一把手不是通过市场化选择的职业经理人，而是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官帽子，加之国企央企垄断经营，个人贡献很难量化，给予市场化的高薪酬标准确实不太合适，民企的职业经理人是精挑细选的，薪酬与能力、贡献挂钩，而国企央企的薪酬似乎比较刚性，比如中国远洋(3.34, 0.03, 0.91%)连年巨亏，而高管团队每年却笑纳着超过千万元的薪酬，这在民营企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国企央企也不乏一些特别有能力的高管，企业经营得很好，其收入与能力、贡献相比可能被低估了，但对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按市场化标准来定薪酬，毕竟他们是在靠垄断经营，而非真正的市场化运营，从国企央企高管过往的经历来看，官帽子企业家真正优秀的少。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通过股权转让、混合发展的模式来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改变国企低效运营的现状，但从目前各地试点的情形来看，一刀切和赶鸭子上架的成分太大，各地拿出来试点的项目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让民资观望和失望为主。因此，笔者依然呼吁应该充分发挥优先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独特作用，为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和中国国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制度设计。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特别研究了国企薪酬改革，并要对国企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去除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以香港地铁公司为例，虽然政府高度控股，但港铁公司的经营运作却成了全球地下铁路唯一盈利的范本，企业经营管理层与政府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企业经营的效益和半径并没有因政府控股而受到影响。
但从目前的改革趋势和证监会[微博]推行优先股的策略来看，优先股仅仅沦为国有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工具，好像还没有准备让优先股发挥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遗憾。因此，依靠下调国企高管薪酬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想真正治理好国企央企，必须要加快国企改革的步伐，首先应该对目前的国企高管选聘机制进行改革，改变官本位下的国企治理结构，应该强化现代公司治理，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完善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机制，而非主管部门指挥下的橡皮图章。
显然，简单、快速私有化并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之路，反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恰恰要避免像前苏联那样的快速私有化，尤其在目前权贵资本横行的情况下过分注重股权混合，盛宴狂欢之后很可能是一地鸡毛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这些问题在改革前后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式。 经济预测保守了 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
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结构不平衡、协调问题和低激励。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纪念、一战百年，历史的经纬线恰在这一刻交错。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
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
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
百年来中国历经沧桑、饱受屈辱，走过了艰辛又漫长的二十世纪后，在世纪之末终得以厚积薄发，震惊世界。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来源:执行官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 经济预测 。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取得了执政权。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从不教条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不足的状态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是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
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些问题在改革前后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式。
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结构不平衡、协调问题和低激励。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纪念、一战百年，历史的经纬线恰在这一刻交错。 经济预测保守了 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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